[64]房德邻：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4日。

公开资料显示，监督法施行至今，国务院和两高没有主动要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对专项工作报告一般不需要作出决议，如果作出决议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对报告的专项工作是否需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

监督工作计划所公布各个专项工作报告的时间，个别被延后到下次常委会，但没有出现被调整提前的情形。被监督机关依法整改落实审议意见本是法定义务，需要跟踪监督表明尚未履行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既要监督，又要支持。[13] 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08）》，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8年第2期。[17] 李小健：《跟踪督查：人大监督又一创新之举》，载《中国人大》2015年第17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法律效力最高的监督，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是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内容。（2）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进行再监督。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正从粗放、粗糙、增量阶段，逐步进入精细化、民主化、高效化的发展阶段。

就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务而言，只有将行政条理法（也称为条理行政法）、行政实体法（也称为实体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这是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也称为程序行政法，包括行政立法程序法、行政执法程序法、行政司法程序法、行政诉讼程序法等）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丰富的行政法治体系。改革是对原有的体制、机制、制度和方法的反思扬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9]我们现在推出的新宪制下的大部制具有探索性。

能不能通过搞批发性的立法解释（也即解释性修法）来解决修法矛盾？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类似问题频发且争议很多，一直未能在高位阶立法形成有力回应。

这里可做进一步分析:深化改革决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那么依法治国决定以什么为主？笔者认为它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以法治体系建设为基本内容和外观形态。方法视角—创新方法、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社会管理改革，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改革举措类型也不断变化。三、新宪制下的大部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特殊意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指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即建成4+1的法治体系，这个1就是作为软法的党内法规范，为此须树立现代法治观才能正确予以把握。

现代市场经济具有自由、平等这两个基本品格（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价格由市场说了算，而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是一种民主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所谓条理法（Principle-idealLaw），是笔者概括的一个法学概念，它是指立法目的、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法律原则以及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公德和当地习惯等成文和不成文的广义法规范的总称，其以法律原则为主要表现形式，主要存在于法律文本的总则，主要价值在于解决一部法律的方向、品格、功能等问题。2004年福建泉州工商局开展的行政指导试点，为我国实现行政监管执法向以人为本、柔性管理、社会治理的转变提供助力。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复追问的关于宪法权威和宪法生命的若干尖锐问题，关于改革创新试验能否逾越宪法、宪治的底线问题，均应予以坦诚认真、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在改革和法治实践中充满自信地不断推动经政改革、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

也即，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高权行政、集权行政、人治行政，逐渐演进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协商行政、分权行政、法治行政。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提出还需要依条理法行政。

现在只做到这一点，律师不能在中间就介入。通过规范分析可以看到:深化改革决定共16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的基础上，其他部分提出了15个方面的深化改革任务，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和重点，包括经济、政治、行政、法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党的领导等各领域的全面论述。

对此，还可通过依法行政观念的演进过程加以分析: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每经过15-20年上一个台阶，从改革开放前的法制虚无期到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初期开始提出依法行政。还有很多类似案例、事例不断发生，如何进行评判，均需清晰标准，这就非常具有挑战性。不能只有良好动机没有预期成效，动机与效果不统一。试验是对经反思扬弃和选择采用的体制、机制、制度和方法进行尝试推行。在社会转型发展深化时期来认识和解决改革创新试验的合法性问题，有必要结合条理法、实体法、程序法等概念加以观察思考，这是实质法治主义的新发展要求，否则，就会陷于形而上学的形式法治主义的矛盾困境中。政企关系要由对立疏远到成为指导、服务、合作的关系。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这项重要原则。有些精神、原则没有用文字明确写出来，是隐藏在字里行间，溶解在整篇法律文本中。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矛盾特别多，还有许多新的要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引领改革。

时代视角—精细化、绿色化、高效化。五、改革创新法治保障: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公法课题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提出之后，部分改革创新试验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专项决定得到了确认，这样一来，以前的相关改革措施于法无据的问题就会更加凸显出来。

（4）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观念。关于改革和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将其比喻为两个轮子间的关系: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需要破解一些新难题，也亟待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文化视角—重视行政领域的形而上的法治文化建设。[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如果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会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阻力。[3] 可见，在深入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下，处理行政改革与法治保障之间关系的难点，是要妥善解决法律规范与政策规定、实际操作之间的辩证关系。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深入改革和发展变迁，行政模式从管理行政到控权行政再到给付行政、指导行政、服务行政的转型发展，构成了行政法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更高要求，理当结合此种条件和要求来确立未来行政法制建设的方向和路径。对此，笔者曾在2010年11月6日于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王名扬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王名扬书库揭牌仪式上发言时提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起步阶段，我们面临的时代任务是认识他人，也即学习了解和选择借鉴其他国家的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制经验。

条理法广泛存在、富有功用，它先在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指引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和运用，而且能在没有明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之际，常可代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范作用，故可避免法律适用中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另一方面是部门的变化，因此部门行政法也变化很大。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05年开始于河北邯郸的权力清单试验，在2014年后成为简政放权的有力工具和放管服改革的前奏曲。对于改革创新试验与法治发展要求之间的张力，还可换一个角度加以观察，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之间的经济政治配套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做到14个坚持，其中有一个重要坚持是以人民为中心。

机构改革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配套的内容更多，特别是地方的机构改革正在展开和推动，难度更大、困难更多，所以一定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看问题，要有更好的方法论，才能稳妥高效有力地解决疑难问题。三是整合分散反腐败力量形成更大合力。

因此，尽管七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已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但改革与法治的紧张关系问题并未彻底消除，解决难度依然很大。可见，这些纲领性文献对于新机构、新体制、新机制、新方法的要求是很高的。

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第二个五年，报告除了提出一些新的理念和方针之外，法治建设方针与第一个五年是完全一致、连贯承续、相同相通的。条理法在哪里？主要在所有法律文本的总则里面，叫做立法目的、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法律原则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特别表现为法律原则。